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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wolf135的博客

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照汗青

 
 
 

日志

 
 

转帖:西行:从个人悲剧到国家悲剧【2】  

2017-04-02 01:28: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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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古老而封闭的大清帝国派出的首位驻外使节,全世界都以好奇的目光加以注视。英国《每日电讯》调侃说,“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

 

英国邮轮一路走走停停,五十天后终于抵达了当时世界上惟一的全球性的工业化国家:大英帝国。在郭嵩焘的这个由十五人组成的小队伍里,有一个人叫刘锡鸿。刘锡鸿的身份是副使。郭嵩焘与刘锡鸿其实是老朋友,或者更准确地说,郭嵩焘对刘锡鸿还曾有过知遇之恩。

 

那是郭嵩焘署广东巡抚期间,在京城任内阁中书的刘锡鸿因母丧回乡守制,经朋友介绍,与郭嵩焘相识。当郭嵩焘筹办广东省团练总局时,想起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刘锡鸿,遂请其负责。不久,郭嵩焘遭左宗棠排挤打压,去职回乡,临行前还向朝廷保举刘锡鸿。分手后,两人也一直保持书信来往。

 

郭嵩焘对刘的评价是“亢直无私”,只是“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当郭嵩焘再度被朝廷起用召往北京时,刘锡鸿亦已回到京城,任刑部员外郎。在京期间,两人还一起喝酒,谈心。应当说,在两人成为同事之前,郭嵩焘对刘锡鸿的印象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大体还过得去。

 

不过,当时的其它人物,对刘锡鸿的看法就比较负面,比如李慈铭说他:“其人已老,雅以经济自许”;王闿运说他孤僻自大,“欲为一代名人”,但“不近人情以为率真,故所至受诟病”。一句话,刘锡鸿也是一个处处碰壁,不招人待见的官场失意者。

 

郭嵩焘意想不到的是,此番出使大业,竟然会因副手刘锡鸿的作崇而中途夭折。此是后话。

 

有些令人惊异的是,当同时代的士大夫们对西方的器物,除了鸦片烟和钟表还能欣然接受外,对其它东西几乎都一概水土不服时,郭嵩焘却表现出了对西方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管理的无障碍的充分接受,甚至引发了强烈共鸣。

 

作为一个精通东方专制政体,却又因置身于欧风美雨的淋浴中,从而对西方民主政体也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洞察的古国先知,郭嵩焘的最大意义和价值其实体现在了他的日记里。他留下的记录海外生活的近百万字的日记,乃是他在西方数年间观察、询问和思考的总汇。

 

按出国前总署及太后的要求,郭嵩焘将其西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逐日写成日记,次第寄回国内,由总署安排印刷,分发各级官员。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洋洋数十万字的《使西纪程》。在这部需要不时公诸于众的日记里,郭嵩焘一点也不掩饰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赞赏和艳羡。

 

同样就是在这部日记里,郭嵩焘多次指出,西方不仅器物优于中国,政教也优于中国,中国不仅没有资格自视高乎其上,而应该谦虚地向西方学习。

 

中国人从士大夫到庶民百姓,大抵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经济兴旺,国运昌盛之时自大,经济凋蔽,国运委顿之时亦自大,甚至更自大。在船坚炮利,资本雄厚,器物先进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士大夫聊以遮羞的就是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政教优于西方,自己是受孔孟光辉照耀的天朝上国,西方则是无君无父的蛮夷之邦。

 

然而,对东方和西方同样熟稔的郭嵩焘却撕破了士大夫们最后的遮羞布。――李鸿章这种称得上开风气之先的洋务运动者们,都还在着力于器物层面的引进与模仿时,郭嵩焘已经发出了在政教,亦即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两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中国才有出路的呼声。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叶,郭嵩焘通过设身处地的考察与思索,得出了民主令国家强盛的结论。这一结论太过超前,他不可能提议自己的国家也如法炮制,但这不能阻止他洋溢其外的赞美。

 

至于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国教化在汉朝以后就已式微,与被士大夫们轻视的英国相比,天朝上国其实就是三代时的夷狄之邦,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当这样的日记送回国内并刊印成书时,有资格阅读它的官员们该当如何气恼。

 

8、

 

郭嵩焘是一个勇于且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这在举国皆是花岗岩脑袋的晚清,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异数――自然,也正是郭的这种勇于且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特性,为他招来了无数谤讪之词。

 

郭嵩焘对西方事物越是持理解、包容和赞赏态度,远隔万里之外的他的身后的当局者和面目模为糊的众多士大夫,则更觉得他已经被异化。

 

对西方流行的两党政治,郭嵩焘此前并无了解,就像几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以为党派就是党争,而在中国,党与党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与现代西方政治语境完全错位。但郭嵩焘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对于洋人的事,不理解便不重视,不重视便不研究,而不研究便自以为天朝天下第一,事事皆是古已有之。

 

郭嵩焘初时亦不知两党执政为何物,但他爱学习,爱发问,且不仅停留于他人之介绍,而是亲赴议院旁听,终于搞懂了洋人的政体,并在日记里对这种政体不乏赞美之词。

 

在郭嵩焘看来,与其像中国那样期待圣明的君主教化四海,施行仁政,其实远不如西方那样将国政公之于民众;而两党执政之所以不会沦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党争,与其说是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有力保障。


郭嵩焘远远地把他的时代抛在了身后,这注定是一场个人的悲剧:他不可能有真正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舞台。因为他的时代不会给予他这样的机会。当李鸿章这样的洋务巨子,都还仅仅停留在引进西方技术和器物,企图以技术的革新来改变颓唐的国势时,郭嵩焘的意见是从政治体制到文化教育的全面西化。

 

当然,郭嵩焘知道这是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但这并不影响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用那流畅的蝇头小楷写进日记。至于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甚至大逆不道的说法,将会给他惹来多少骂名,他似乎从来就没考虑过。

 

9、

 

比较郭嵩焘干过的几个职位,论权力,驻英公使无法与署广东巡抚相比;论灰色收入丰厚,驻英公使无法望苏松粮道和两淮盐运使之项背;论参与国家机密,驻英公使也不及南书房行走十之一二。但是,恰恰是在驻英公使这个别人视为畏途的任上,郭嵩焘却干得最出色,也最得心应手。

 

非常令人意外的是,郭嵩焘在驻英公使任上干得好好的,但三年期满,他却不顾朋友的劝阻和朝廷慰留,坚决要求辞职。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的日记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二是他的副使刘锡鸿对他的无妄指责,使他实在不愿意与此小人为伍。

 

先说日记。我们今天认为郭嵩焘是晚清最杰出最有眼光的先进人物,就在于他的日记中所透露出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了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入剖析,对引进西方政教以挽中国之狂澜于既倒的远见卓识。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尽管他也怕日记中的有些话语过于刺激,从而作了删节,把洁本寄回国内,但即便是洁本,当它投入到这个死水般的国度时,依然激起了轩然大波。

 

如前所述,郭嵩焘走在时代前面不是一步两步,而是三步甚至四步。因此不但一般官僚无法理解他,就连一些饱学的名士也无法理解他。如学者王闿运认为郭嵩焘“中洋毒,无可采者”;另一个学者李慈铭则说他在日记里大谈西方的先进“诚不知是何肺肝”,并强调说,郭的日记出版后,“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至于朝廷里那些寻找一切机会哗众取宠,以便往上爬的职场动物,更以如同猎犬一样敏锐的鼻子嗅出了郭嵩焘日记的“反动”,比如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就弹劾郭嵩焘,他从郭嵩焘的日记里寻章摘句,断定郭“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宣称“大清无此臣子”,并要求朝廷将《使西纪程》毁版。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时任翰林院侍讲,这位当时很有话语权的所谓清流派领袖,也上奏指责郭嵩焘,比之何金寿的毁版,张佩纶认为还不够,还要把郭撤职查办,才算是维护国体。

 

郭嵩焘获知后,向朝廷写奏章辩解。但是,郭的辩解没起到任何作用――朝廷给他的回答是批评他“固执任性”,“所见殊属褊狭”,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一个在职的部长级高官的公文性质的日记,被政府当作禁书毁版,这显然是对他工作和品行的直接否定。

 

郭嵩焘惟有辞职。但当郭提出辞职时,朝廷又刻意挽留。种吊诡的现象说明了一个潜在的可能:那就是朝廷决策者们其实也不相信何金寿、张佩纶之流的胡言乱说,不认为郭嵩焘真的有二心于英国。但是,迫于铺天盖地的舆论,朝廷只好委屈郭嵩焘了。也就是说,郭嵩焘效忠的这个政府在处理政务时,不是以是非曲直为准绳,而是以抹稀泥维持表面的苟安为第一要义。


10、

 

再说刘锡鸿。刘锡鸿性格固执,认死理。一开始,当他成为郭嵩焘的副使时,他就打定主意,此次西行,要以影响郭嵩焘为已任。在他看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而他此次西行,便负有用夏变夷的伟大使命――自然,这种自认伟大的使命根本无从实施。

 

面对西方的先进,刘锡鸿有时也在日记里言不由衷地赞美几句,末了,却总是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由,认为西方的东西再好,于中国也不适用。


比如他看到泰晤士一家报馆的机器,一小时可印七万张报纸,这种速度,远非当时中国的手工石印可比。刘锡鸿认为,机器印刷虽好,但如果手工印刷七万分报纸的话,至少可以养活两千多个工人,每个工人又养活一个家庭。于是责怪机器印刷“夺此数万人之口食。”

 

他看到火车快捷,也惊叹“技之奇巧,逾乎缩地矣”,却又认为如果把火车引进中国,那么拉纤的、划船的、赶马车的都将失业;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都重土安迁,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火车虽好,但中国完全用不着。

 

他看到英国国富民强,却坚持认为“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这种迹近文字游戏的说法,貌似很有哲理,实则苍白无力。

 

开初两年,郭嵩焘并没有觉察到刘锡鸿在思想上与他的巨大落差,不然以郭的性情,两人之间肯定会有摩擦。刘锡鸿终于表露出他对郭嵩焘的极大不满,并付诸行动,是在他被朝廷任命为驻德公使,即将离开英国前往德国赴任之前。此时,郭嵩焘惊讶地发现,从来不写日记的刘锡鸿关在屋子里伪造出使两年多的日记,每十天便寄一次给国内总理衙门的沈桂芬和毛昶熙。

 

和刘锡鸿一样,身居高位的沈桂芬也是一个昧于时局而又狂妄自大的井底之蛙。后来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到德国后向德皇递交国书,“礼节疏阔,有夷然不屑之意”,德国方面对刘的无礼非常不满,差点引起外交纠纷。事情传到国内,沈桂芬居然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刘赞不绝口,称他“天分高”,“能讥嘲洋人”。

 

刘锡鸿编造日记,让郭嵩焘敏锐地意识到刘在打自己的小报告。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当国内以何金寿和张佩纶为首的清流派大肆攻讦郭嵩焘时,刘锡鸿的小报告如同斜刺里杀出的一彪伏兵。

 

郭嵩焘内外受敌,被迫向朝廷上奏,历数刘的无能与无知,认为此人不宜担任驻德公使。然而,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却是,第一,朝廷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第二,正式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

 

刘锡鸿向总理衙门写信,揭露郭嵩焘有三大罪状,过了几天,又写信将三大罪状改为十大罪状。然而不论三大罪状还是十大罪状,于今看来,都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罪名。

 

比如:其一,郭嵩焘一行到甲敦炮台参观,天气甚冷,英军某陪同人员便把自己的大衣给郭嵩焘披在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便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其二,在白金汉宫听音乐,郭嵩焘看不懂英文,却学着英国人的样子,拿起节目单观看;其三,在某外交场合见到巴西国王,郭嵩焘居然起立示迎。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上国公使,岂能向小国皇帝致敬?

 

郭嵩焘在获悉刘锡鸿给自己列举的罪状后,气得目瞪口呆。生了一通之后闷气之后,郭嵩焘还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在刘锡鸿一行离开英国前往德国时,郭嵩焘只给黎庶昌等人饯行,坚决不愿再与刘锡鸿虚与委蛇;第二件是向总理衙门写信,坚决请辞。在信中,他几乎直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绝不愿与刘锡鸿这种小人为伍,同为驻外使节。

 

按我们今天的猜测,郭嵩焘请辞实际上有赌气的成分,而且,自负的他也以为,一旦以辞职相要挟,朝廷很可能会改弦更张,免掉刘锡鸿而另派他人。这样也就可以理解,有段时间风传刘锡鸿的驻德公使将由李凤苞代替,郭嵩焘甚感欣慰了。然而,不久就证明这只是谣传。

 

在刘锡鸿赴德之后,朝廷严旨批评郭嵩焘和刘锡鸿,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可想而知,郭嵩焘接到朝廷的这道诏令时,会是多么委屈和悲愤。他惟一可做的是,再次给总署写信,要求立即走人。

 

11、

 

尽管国内有李鸿章的力挺,建议总署去刘保郭,但由于沈桂芬等人作梗,总署并未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朝廷同意郭嵩焘辞职,同时也宣布免去刘锡鸿职务。郭嵩焘的驻英、法公使由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接任,刘锡鸿的驻德公使由李凤苞接任。

 

也就是说,不论贤愚曲直,朝廷统统不再任用。看上去似乎很公允,但其实无异于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一并倒掉。

 

窃以为,晚近中国曾面临过多次选择。大者言,如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器物抑或学习西方制度的选择,戊戌变法之守旧与维新的选择,立宪运动之议会制与君主制的选择。也就是说,历史不是没给中国以机会,可惜的是,每一次选择,中国都选择了错误。以至于道路越走越窄,终至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死胡同。


从小处说,清政府到底是留用郭嵩焘还是刘锡鸿,也是一次选择。郭嵩焘精通洋务,善于与洋人打交道,洋人对他亦颇为敬重,但个性刚烈,直率敢言,常常出语惊人,在举国敷衍所谓中兴和盛世之时,他就像那个喊出了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孩一样,一语道破了这个国家火烧眉毛的窘迫。

 

刘锡鸿对世界茫然无知,像所有守旧的士大夫一样,昧于新生事物却又顽固地拒绝学习,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总之,在刘锡鸿为代表的守旧派眼里,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船更坚炮更利,器物更精巧,但至多不过是奇巧淫技,而中国自有中国的特点,西方的那一套,断然不能引进中国。所以,在他们看来,地球上其实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其它国家。

 

主事者并非不知郭嵩焘之是而刘锡鸿之非,却仍然把两人活生生地绑在一起,互相掣肘,互生摩擦,甚至在两人争议时不分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便在于看不惯郭嵩焘咄咄逼人的个性和敢于说出这个国家真相的无所顾忌。

 

至于普通民众,则简单地以为与洋人来往,替洋人说话就是汉奸,而对洋人和洋物一概否定便是英雄。可以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产生义和团的肥沃土壤,而义和团越强势,则郭嵩焘们越大音稀声,国家也就越偏远普世价值。在指斥西方为夷狄之时,其实我们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昧于现代文明的夷狄。


12、

 

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刘锡鸿,这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的代表。显然,刘锡鸿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忍辱负重于洋人和郭嵩焘双重压制之下,而力图维持民族气节的正直之士,除了他本人心术不正,希望借打击郭嵩焘来迎合国内政坛大佬和所谓清流派外,还在于他的识见局限:盖中国自古以天朝上国自居,天下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因而从来就没有所谓外交的说法,因为外交是建立在国与国的平等基础上的。

 

这也难怪,刘锡鸿把出使,当成是到国外当人质,就好比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为人质一样。苏武牧羊北海而大节不亏,历来是中国士人的榜样,刘锡鸿便骄傲地把自己和苏武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和刘锡鸿都是爱国的,至少他们都以爱国忠君为行事准则。但两个爱国者却势同水火,仅仅源于二人之识见与思想的严重对立。一个主张开放,一个主张闭关,一个视洋人为人为师为友,一个骂洋人为夷为虏为寇,一个主张不仅引进西方器物与技术,还应该引进西方政教和文明,一个则坚持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只会越走越远,最后冰炭不容。这说明,仅仅以爱国与否去评价人物,很可能会得出刻舟求剑般的错误定论。

 

刘锡鸿认为郭嵩焘是卖国贼,但我们知道,郭嵩焘肯定不是卖国贼;反倒是刘锡鸿,有爱国贼的嫌疑。所谓爱国贼,乃是以爱国为外衣,为号召,为堂皇之冠冕,实质上却干着挖国家之墙脚,摇国家之根基,为国罹患,为邦招难的蠢事。

 

爱国贼有自觉和非自觉之分,自觉者目的明显,不过是以爱国为表演,或邀清誉,或媚时俗;不自觉者则纯属天性混沌,无知者无畏。刘锡鸿属于后者,是一个稀里糊涂的爱国贼。如今我们把他视作历史的B面,就在于传统的巨大惯性使他无法把握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洪流过于浩大,而时机则稍纵即逝。

 

回到国内后,恭亲王和李鸿章试图让郭嵩焘在总署任职,继续办理洋务,但已经被洋务伤透了心――与其说是洋务,勿宁说是来自同胞的攻讦与构陷――的郭嵩焘力辞不就,从此致仕。

 

刘锡鸿继续在京城做官,先后任光禄寺少卿和通政使司参议之类的闲曹冷职。刘锡鸿希望剑走偏锋,能得到高层的赏识。恰好当时左宗棠和李鸿章交恶,刘锡鸿便极力攻击李鸿章,但李鸿章岂是刘锡鸿之类的蜉蚍所能撼动。他自不量力的攻击令慈禧大为恼怒,下令将其革职并交部议处。

 

刘锡鸿晚年曾有一方印章,曰儒侠。这是他的自许。但事实上,他既非真正意义上的儒,更非光明磊落的侠。他只是滚滚而过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块小小的卵石,既不能阻挡河流的行进,也不能主宰自身被无情冲刷的命运。


13、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初五,郭嵩焘结束他的西行生涯,回到上海。一个多月后,抵长沙,住在新落成的玉池别墅。晚年的郭嵩焘著书讲学,企图以另一种形式影响时代和后人。

 

但他的退休生活并不平静,斯时的一个内陆省份,对这个在夷人堆里生活了三年,又处处把夷人当人,甚至还主张向夷人学习的失意官员,“官府既不示以礼,士绅更谣言攻讦,诸生则揭贴訾毁。”当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讲求征实致用之学时,士大夫们怒斥他“不讲时文试贴,而讲天文算学”,对此,郭嵩焘哀叹“世风败坏至此,可为痛哭”。

 

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三日(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长沙病逝,享年七十三岁。郭嵩焘毕生知已,是时已位极人臣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朝廷上奏称郭嵩焘学行政绩,请求宣付国史馆立传,并请赐谥。按照当时一般情况,李鸿章的这个请求合情合理,朝廷肯定照准。但意想不到的是,朝廷竟然否定了。也就是说,当郭嵩焘在他那个时代盖棺定论之时,他是一个有罪之人,这罪,就来自于他的《使西纪程》,来自于这部《使西纪程》里,他对西方文明的推崇和引进之渴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郭嵩焘去世四年。他在西行归来途中曾提醒国人必须加以警惕的日本,终于通过“求矿学于德国,求主塘坝工程于荷兰……修造铁路求之英法二国,安设电报求之丹国”的广泛学习之后,短时间内便跻身于强国之列,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郭嵩焘去世七年。亲政后的光绪耻于甲午屈辱,决意改革求变。其间,有人向他推荐了一部朝廷禁书,那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推荐者希望这位貌似有为的君主能从中借鉴出富国强兵之道。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郭嵩焘去世九年。据说能撒豆成兵,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粉墨登场。一时间,凡是与洋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是身负原罪的二毛子。其时,郎中左绍佐上奏,要求鞭郭嵩焘和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2011年,郭嵩焘去世一百二十年。位于湘阴县的郭嵩焘故居已被一片杂乱的民宅所替代,即便是在他的老家,知道他名字和事迹的也鲜有其人。他如今和这个世界的惟一联系,仍是那部令他生前不得开颜舒怀的《使西纪程》。

 

只是,在这个步伐过于迅速,据说连灵魂也追不上的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历史和往事再次观察和叩问的兴趣,一如郭嵩焘时代的谋国者们,在把自己意淫为盛世、为天朝之后,自然也就失去了以平视的目光打量世界的兴趣。

 

2011-6-4

 

【作平注:本文曾刊于《文学界》,并收入《天朝1793-1901》,文太长,此处推送有删节。】


来源:聂作平  微信号:zpn2731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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