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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wolf135的博客

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照汗青

 
 
 

日志

 
 

转帖:西行:从个人悲剧到国家悲剧【1】  

2017-04-02 01:20: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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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是怀着一颗受伤的心上路的。这是一条穿越重洋的水路,一条通往前途未卜的化外之国的先行之路。

 

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十七日晚,上海秋雨缠绵,一条小船将郭嵩焘一行十余人送到了停泊于虹口的一艘英国邮轮上。次日,邮轮缓缓驶向外海,大陆的轮廓越来越模糊,终于变成了海天一色处的一条微茫的天际线。郭嵩焘的家人呕吐不止,他本人虽多次乘坐海轮,也因风浪巨大,颠簸剧烈,不能安坐。

 

这一年,郭嵩焘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常年害着头昏和心悸的老毛病,是个不折不扣的药罐子。但比起肉体的不适,心灵的创伤更令这个老人难以承受。

 

两个月前,在他的老家长沙,一群乡试的士子,不知怎么把话题扯到了洋人身上。洋人远在租界,且有洋枪洋炮保护,士子们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但湖南老乡郭嵩焘,多年来却不断替洋人说话,最近还被朝廷召到北京,据说要派到英国去。

 

在举世皆视洋人为鬼魅,与洋人打交道庶几就等同于汉奸的背景里,给郭嵩焘这个数典忘宗的假洋鬼子一点教训,便是既无风险,又能彰显爱国情操的终南捷径。于是乎,这群士子聚集玉泉山,扬言要捣毁郭嵩焘的家和他主持修复的上林寺。

 

其时,郭嵩焘远在北京,士子们找不到他,郭的家人却为此担惊受怕。事发一个多月后,郭嵩焘在陛见两宫太后时,很有些委屈地向太后说起此事,但太后也只能抚慰一番而已。

 

即便身处深宫的太后也知道,斯时斯境,在这个严守所谓夷夏之大防的国度,哪怕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与洋人打交道,都完全可能被视为汉奸和叛徒。太后可以左右官员的升降沉浮,却无法左右朝野之间无休无止的舆论。

 

更何况,郭嵩焘此次远离父母之邦,适彼英伦三岛,乃是代表朝廷,向大英帝国谢罪。――正是此次旨在谢罪的西行,使郭嵩焘不仅成为中国正式派往国外的首任公使,也使他成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谤满天下、誉满天下的孤独先知。而他西行所遭受的种种非难与责备,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的悲剧。

 

2、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前往缅甸,准备与英国军官柏郎所率的探路队汇合。十六日,马嘉理一行与当地民众发生纠纷,民众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人员打死,此即为马嘉理事件。

 

事件发生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向朝廷汇报,避重就轻地宣称,此乃土著劫财生事。但威妥玛不同意岑的说法。威妥玛既是外交官,也是著名汉学家,曾经发明用罗马字母给汉语注音的威氏拼音,还是第一首英诗的汉译者。

 

威妥玛对中国官场的运作烂熟于心,他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提出六条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清政府派遣大员赴英,谢罪通好。此时,早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领教过英国人厉害的清政府,正面临着沙俄利用阿古柏分裂新疆的巨大压力,对英国的要求,只能尽量满足。

 

不过,到底派谁去英国,完成这在今天看来也相当不爽的任务,令主持外交工作的几位相国级元老很头痛。明摆着,一般官员,哪怕对洋人没有偏见(这样的官员少之又少),也绝不愿去充当谢罪通好的公使,且即便有人愿意前往,也不一定有充当公使的经验和才智。推来算去,最后,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想起了一个坐了多年冷板凳,才刚刚起用为福建按察使的地方官。

 

这个地方官就是郭嵩焘。

 

郭嵩焘刚结束了在长沙长达八年的闲居,赴任福建按察使不到两个月。两个月前在京时,主持朝政并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当着郭嵩焘的面,对其他几位军机大臣说:“此人洋务实是精透”。

 

恭亲王的夸奖绝非客气,而是基于对郭嵩焘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郭嵩焘自己则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很坦然地宣称:“自南宋以来,控御狄夷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当世之不足与议而已。”

 

的确,自南宋偏安,不得不与北方的辽、金和蒙古鼎足以来,直到七百年后的郭嵩焘时代,中原王朝无不面临边疆问题。郭嵩焘的杰出在于,当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把欧美列国看作是辽、金和蒙古这样的犯边夷狄时,他已经意识到了情势其实早已截然不同。

 

一个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一步,他是优秀人才;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两步,他是不世出的哲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三步,却可能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呆子和笑柄。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时局、外交和西方列国本质的深刻洞悉,郭嵩焘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何止三步。

 

概而言之,在郭嵩焘时代,除了极少数人意识到了西方列国踏浪而来与辽金犯边性质完全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外,绝大多数人――上至居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下至处江湖之远的芸芸众生,他们对洋人的态度,不外乎是闭关前的一味轻蔑与不屑,和战败后的畏惧与仇视。

 

这注定,郭嵩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水土不服。


3、

 

纵观郭嵩焘一生,他以精通洋务自许。他曾放言:“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近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不仅他自认如此,他人亦以为然。

 

当是时,识之者赞许其精通洋务,谤之者也承认其精通洋务。然而识之者和谤之者的认可却有本质的不同――识之者因其精通洋务而认为在国运弥艰之时,他可以凭借对洋务的精通,折冲樽俎,力挽颓势;谤之者则以为他因精通洋务,时时与洋人打交道,受洋人影响日深,颇有用夷变夏的不轨企图。

 

殊为可悲可叹的是,不论是识之者还是谤之者,他们对郭嵩焘远远走在时代前缘的锋利思想,都缺乏理解与接受的能力,再加上他的个性貌似谦谦君子,实则异常固执自负,不仅他的敌人们对他常加以厚诬之辞,就连他的友人――包括毕生知交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刘蓉,也不时误会他的良苦用心。

 

对这种不见容于当世的处境,郭嵩焘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非常坚定地相信,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不能被理解和接受,只是时间问题。为此,他晚年时在一首叫《戏书小像》的诗里写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事实上,根本没等到百代千龄那么久,时光就证明了郭嵩焘的正确与伟大。对那些异代成名的圣哲来说,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过于超前的思想鲜有被同时代人承认,当后人给予他们崇高的追认时,他们已经长眠地下,化作了枯骨和磷火。表面上看,这是圣哲们的不幸,但从骨子里说,却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幸。圣哲不过思想延迟被认可,时代却因不能用圣哲的思想而病入膏肓。

 

同理,郭嵩焘不能受重用于当时,自然使其个人襟抱难开,平生郁郁不得志,但更大的却是国家与民族的悲剧――当此泰山倾覆,神州陆沉的非常时期,肉食者们弃明白而用糊涂,去聪慧而用颟顸,对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无疑雪上加霜。

 

郭嵩焘与洋人打交道,是在咸丰九年(1859年)。此时,清政府正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在内,太平天国方兴未艾,战火几及半个中国;在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上一年,清政府同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英法两国均派出军舰驶往大沽口,要求进京换约。

 

令后人异常不解的是,既然条约已签订,按照流程,换约是必然之举,而且换约本身,对中国并没有其它伤害。但是,清政府宁愿认可条约,也不愿洋人进京换约。骨子里,仍然是天朝大国心理在作崇:赔款、开放口岸甚至直接割地,这些在我们看来十足的丧权辱国行为,在天朝大国的肉食者眼里,当然也不爽,但尚可以用“抚慰远人,怀柔四海”来作阿Q式的意淫,而外国使节公然进京换约,很容易让他们生出城下之盟的联想。

 

后来英法联军入京,咸丰逃往热河,只得由其弟恭亲王出面收拾残局。事后,咸丰不为割地赔款心痛,独独心痛于堂堂皇弟竟然不得不和外夷打交道,认为此事乱了上国体统。个中原因,就和拒绝公使进京换约相仿佛。

 

另一方面,和西方列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自清朝皇帝以降的决策者们看来,其实并不需要认真遵守,因为这不过是厄于形势的暂时之计或者说缓兵之计。持这种意见者举国皆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时,他的顶头上司僧格林沁即如此。

 

4、


僧格林沁贵为世袭罔替的亲王,又是道光皇帝姐姐的继子,在晚清中国,是一个响当当的铁腕人物。这位铁腕人物立下的最显赫的战功是平定了太平天国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内战内行,外战往往外行。

 

更何况,这位清廷的鹰派人物,以为他还不曾交过手的西方军队,只不过是太平军或游击队性质的捻军而已。1859年,受咸丰派遣,郭嵩焘出京到达天津双港,那里是僧格林沁的驻扎地。郭嵩焘的任务是赞襄僧格林沁。

 

其时,英法已就进京换约多次向清政府施压,清方无奈,只得同意。按常理度之,既已同意,那就按照顺序走流程即可。但清朝决策者们多年以来的和战不定,在这时又像打摆子一样发作了,以至于节外生枝,惹出后来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的大祸。最能体现清朝当局者战和不定和轻启衅端的,莫过于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记下的一件看似细枝末叶的小事:

 

1859年阳春三月,怡亲王载垣到双港视察,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作陪。当时,中外在上海的谈判已经结束,西人进京换约已经确定接受。但是这个位高权重的怡亲王居然向僧格林沁建议,如果夷人不守规矩的话,你仍可以派军队攻打他们,到时候我们就说是乡勇干的,和朝廷无关。郭嵩焘当即提出不同意见。

 

在僧格林沁这个高调的主战派面前,郭嵩焘明白无误地指出:战无了局。――一旦轻启战端,则战事将不会有结束之时,必将把整个国家拖进亡国灭种的泥沼。

 

然而,委婉的提醒也好,尖锐的批评也罢,这些都无法动摇以僧格林沁为代表的主战派的决心――尤其是当僧格林沁在与英军的一场小战中获胜之后。不仅僧格林沁,甚至连远在紫禁城的皇帝,也不禁浮想联翩:以前是不是把洋人看得太厉害了些?现在是不是可以咸鱼翻身?

 

然而,这注定是一场了无痕的春梦。正是僧格林沁的贸然出击,给英法提供了中国不守信用的口实。此后,双方谈判破裂,英法联军直捣北京,僧格林沁原以为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在来复枪和滑膛炮的毁灭性打击下溃不成军。

 

这一幕,郭嵩焘没有看到。在这之前,他先是被派往山东查办厘税事宜,后来又因僧格林沁弹劾,被交部议处。郭嵩焘一气之下,干脆称病辞职,挂冠南下。

 

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能从对僧王的义愤之中,梳理出更为深刻的内因,那就是国势之所以日坏,国家之所以在和洋人打交道时总是吃大亏,乃是朝廷上下不识洋务,不通古今大局。士大夫们沿习南宋以来空谈虚矫的风气,不考求实际,不顾时易势变。

 

我们今天看来,晚清士大夫的可笑与荒唐在于,他们一方面看不起西方,认为洋人乃蛮夷之人,另一方面也知道中国无力与列强角逐,但稠人广座之中或是诗书文章里,总是一味主战,好像只有这种不知进退不识死活的主战,才能在船坚炮利的洋人面前维系泱泱大国的尊严与体面。

 

至于一味主战有可能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可怕后果,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即便考虑过,他们也认为这其实远不如自己的气节与名声更重要。


清初,多尔衮在致书南明督师史可法时,批评中原士大夫好空发议论而拙于经世致用,有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的论断。这种怪现状在晚清的版本则是:士大夫气节之说未已,和中国曾经同样闭关锁国的日本,已经在开放变法之后打上门来。


5、


郭嵩焘与卡尔·马克思同龄,都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属虎。郭嵩焘长马克思二十四天,属白羊座。按西方占星术理论,白羊座出生的人精力旺盛,主观意识强,固执自信,富于好奇心。马克思属金牛座,这个星座的人沉稳内向,多思善虑。

 

很有趣的是,郭嵩焘显然不会知道的这位西方世界的哲人,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当郭嵩焘在罗文俊幕上感受鸦片战争的硝烟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时,远在万里之外的马克思撰文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多年以后,郭嵩焘就充当了这个代表天朝帝国走向地上世界的第一位代表。

 

从地缘看,十九世纪的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人。这个在唐朝还被柳宗元视为少人多石的边僻之地,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呈现出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

 

这其中,与湖南地近广东,而广东又最先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自然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太平军出广西后即进入湖南,也为湖南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机会。最本质的一点,则是湖南人骨子里的执着与和被钟叔河先生称为“霸蛮”的精神禀赋,故而敢为天下之先。

 

历数十九世纪杰出的湖南人,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左彭胡,不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彭玉麟、胡林翼,都堪称国之巨擘。郭嵩焘与曾国藩既是相交一生的知已,又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也既是老朋友,又是儿女亲家。但最终,郭嵩焘在当世所获得的认可,远远逊于曾左彭胡,虽然就才华与能力而言,郭嵩焘未必就比他们稍差。

 

之所以落得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于郭嵩焘选择了费力不讨好的洋务;或者说,是洋务选择了他,施予了他宿命般的诅咒。另一方面,郭嵩焘的性格也注定了他即便不涉足洋务,成就也未必就能与曾左彭胡相提并论。

 

郭嵩寿的性格,要言之,就是率真直性。这种性格混官场,不但难以八面玲珑,且易招无妄之灾。他的这种狂狷直率,使他既不可能像曾国藩那样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已,淡定对待毁誉沉浮,也不可能像左宗棠那样,工于机谋,抓住机会往上爬。

 

郭嵩焘在赞襄僧格林沁之前,职务是翰林院编修,差使是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受僧格林沁弹劾后,他愤而引疾辞归。随后,郭嵩焘以苏松粮道再度出山,不久出任两淮盐运使,旋即署广东巡抚,成为与李鸿章平级的封疆大吏。

 

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的老朋友和老亲戚左宗棠为追剿太平军余部而节制广东等三省时,左除了不时给他难堪的嘲讽和批评外,还上下活动,一定要把郭嵩焘赶下台,以便让其亲信接任。终其一生,郭嵩焘也不能原谅这位发小和亲家。

 

就这样,郭嵩焘从署广东巡抚任上开缺,又一次离开官场,回到长沙,过着时而讲学,时而出游的乡居生活。这样的乡居生活长达八年。八年后,中国面临更加艰危的时局,内忧外患,一刻不宁,当局又想起了郭嵩焘。一纸诏令,他从长沙来到了京师。

 

6、

 

郭嵩焘和他的朋友们都以为此次进京,当局会把他安排到总理衙门,但任命下来,略有些叫人错谔:他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按察使相当于分管司法的副省长,此前郭就曾署广东巡抚,即广东省代省长,这一任命,岂非降职使用?但其实不然:福建乃海上藩屏,处于和洋人打交道的前线,任命郭这个懂洋务的人去当副省长,也算是专业对口。

 

赴闽之前,郭嵩焘给恭亲王写了一个条陈,阐述了他对洋务与内务的见解,从中可以看出,八年的闲居生活,他一直在思索。作为当时最明世界情势的先进中国人的新锐思想,郭嵩焘认为,西洋各国东来,旨在图谋商利,不一定喜欢打仗,更不欲因战争而碍商利。

 

因而他建议鼓励中国商人造船、制器、贸易,以便与洋人争利,并巩固中国的利权与海防。此外,他更进一步指出,海防与边防都是末,而兴政教,明吏治才是本;自强是末,自立才是本。

 

屁股还没在福建按察使的椅子上坐热,郭嵩焘又一次被召回京城。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清政府远赴英国,谢罪通好。郭嵩焘并不愿接受朝廷这一安排,他年事已高,马上就是花甲之年了,而且长年牙痛、心悸,可能血压也高,经常头昏,难以作长达万里的海上之旅。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识洋文,与洋人打交道都要被侧目而视的年头,以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的身份,前往夷狄老巢谢罪,无异于该当千刀万剐才能平息民愤的汉奸与罪人。

 

显然也是知道一旦出任赴英钦差大臣将会引起舆论多么强烈的批评,两宫太后多次召见郭嵩焘,要求郭嵩焘无论如何为国分忧。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优良或者说恶劣的传统就是士为知已者死,太后的多次召见与抚慰,郭嵩焘无论如何也辞不掉这桩苦差事――或者,我们还能够想象得到,他多年来以通洋务自许,现在终于有了深人“洋窝”跟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他的内心,未尝就没有一丝跃跃欲试的激动吧?

 

就是在太后的一次召见中,郭嵩焘继续就他此前的思考侃侃而谈:洋患已成,无从屏绝。就是说,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要想再像从前那样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好在西方列国“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

 

――西方列国并没有灭亡中国,瓜分中国之意,而是希望通商谋利,而且中国的富强对西方列国的通商有好处,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求生存,求自强,断然不可轻启战端自取其辱。

 

然而,正如郭嵩焘此前预计过的那样,当他将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后,坊间一片哗然,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也如同密集的雨点。这些攻击者中,不乏一些以开明和博学著称的学者及官员。比如后来官至两江总督的湖南同乡刘坤一,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郭嵩焘既出使英国,将“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最大的攻击与诋毁来自于他的老家长沙,士子们拆毁了他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烧他的家,还撰了一副刻薄的对联,以示羞侮:行伪而圣,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对这种举国若狂的讽刺挖苦,郭嵩焘的痛苦自非我们所能想象。这个一生以名节和操守自持的老人,拖着多病的躯体,离开京师,由天津登船,踏上了他的西行之路,也踏上了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之路。

 

船上,他给好友沈葆桢写信,不无沉痛地写道: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

 

那些沉醉于自以为是的道德批判,实则不知自己乃井底之蛙的朝野君子们,他们自然听不见这位老人在东海舟中近乎喃喃自语的诉说。任何一个时代,做实事总是艰难的,而袖手旁观并作道德评判,却再容易不过。


西行,从个人悲剧到国家悲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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