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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吴建民走了,但他忧虑的民粹主义不会  

2016-06-22 00:28: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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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吴建民走了,但他忧虑的民粹主义不会走

2016-06-21 16:14:24
来源:IPP评论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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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些人(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经常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搞非理性民族主义,损害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6月18日早晨,得知吴建民大使不幸罹难的消息,很是悲痛。吴大使已经退休多年,但仍然活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至少从海外观察来说,吴大使是少有的能够向外国朋友解释中国的中国人。现在,他以这种方式过世了,自然难以接受。

  吴建民(1939年3月30日—2016年6月18日),曾任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近年来,吴大使每每讨论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直言其内心的担忧之处。他的言论都能引发社会的讨论。吴大使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观点众说纷纭。就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大使的了解,他对这些都不会太在意,正如他生前对待各种社会反应一样。对其褒扬的,他不会有多大的得意;而对他的批评甚至恶语,他也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大使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观的人,他相信很多事情需要时间来检验,历史自然会对其观点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介。更为重要的是,大使是一个能够自己评介自己的人。

  认识大使已经多年。他是长者,是老师,在认识他之前已经接触了他的很多观点。近年来,和吴大使接触的次数多了起来,一般都是在国内国际的各种论坛上。每次论坛之后,大使总要找到一个时间和我交流一下对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的看法。他每次到新加坡出差,也都会找到我交流意见。他是一位极其谦卑的长者,每次见面,我希望他多讲一些。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从他的讲述中,经常能发现很多新的观点。而他则希望我多讲,听听我作为一位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间久了,我也经常忘了他是长辈,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总是听得很仔细,还经常做笔记。我接触过很多国内外外交官,像大使这样谦卑的人很少。

  我感觉得到,他是一位对事物的变化极其敏感的人。起先,我想这或许和他作为外交官的经验有关吧。如果对环境的变化不能保持敏感,那么很难成为一位好外交官。但慢慢地,我发现,在大使关切事物变化的背后就是他对国家发展和进步的至为关切。他对国家的极其忠诚也是这些年他奔走四方宣讲中国的动力吧。

  很多人总以为大使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大使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他所讲的常识经常引出人们的讨论和争议。有些批评尽管不可接受,但大使觉得可以理解。在这个转型的大时代,人们缺少的倒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浅见易懂的常识。我自己把大使看成是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启蒙者,大使深以为然。对社会的各种评议,是任何一个启蒙者应当承受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

  在最近几年和大使的交流中,我们都感觉到当今中国进步的两大敌人,那就是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

  所以,我觉得,今天人们对大使的评介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关切大使所关切的问题。人们可以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国家要进步,就不能忽视这些问题。在最近几年和大使的交流中,我们都感觉到当今中国进步的两大敌人,那就是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

  就内部民粹主义而言,大使有他自己的感想。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粹主义浪潮,不想在新时代看到国家再次经历那样疯狂的民粹主义。大使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今天世界上,无论怎样的体制,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各国都在经历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国也是这样的。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经历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比如社会分化、收入差异、产业调整等,同时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过大,中产阶层过小。所有这些都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我和他讨论过,在社交媒体时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会是怎样的问题,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民粹主义非常容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如果决策者对民粹主义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么很容易影响国家政策,犯颠覆性错误。

  有批评者误解大使有关全球化的观点。大使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进步是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下取得的。他不仅没有把全球化理想化,还看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他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人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应当是全球化。并且,就中国而言,来自全球化的好处远远胜于负面影响。在大使看来,中国只有通过继续地融入国际社会,国家才会有继续的进步。一旦反全球化的情绪主导国家政策,那么国家发展的情况会糟糕得多。

  外交是大使的专业。在这方面,大使担忧的是盲目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爱国主义是美德。大使呼吁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不时表露出来的非理性民族主义非常担忧。有一次,我说,中国社会的非理性民族主义实际上很难是民族主义,而是变相的义和团主义,因为它经常使得国家利益最小化,甚至是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他非常赞同。他觉得,无论是外交人员还是爱国的社会成员,其责任是使国家的朋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如果民族主义使得国家的敌人越来越多,而朋友越来越少,那么就不应当叫民族主义。他也认为,民族主义不应当影响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在国际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自己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和大使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多。大使对此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如同民粹主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例如中国的义和团主义传统。不能说义和团不爱国,义和团也是爱国的。但义和团方式的民族主义抵制不了国际竞争,反而导致国家的封闭和落后。再如近代以来的耻辱感。尽管现在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但一些人仍然走不出耻辱感。又如一些人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正确认识国际事务,而对外在的压力视为另一些国家的“阴谋”。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经常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搞非理性民族主义,损害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吴大使经常被视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平衡者。在各种国际性论坛上,如香山论坛、博鳌论坛,或者读懂中国论坛,都有他的存在、他的理性声音。现在大使走了,但他担忧的民粹主义和义和团主义不会走。这也说明,国家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像吴大使那样的人物来继续宣讲常识,不断努力克服来自极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困难,促成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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