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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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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他们以为这是永远,直到永远不再  

2016-05-25 20:36: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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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他们以为这是永远,直到永远不再:苏联的最后一代

xilei 发布于 2016-5-25 14:08:00

  即便当时会心一笑的听众,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一直被他们打趣的体制会有一天不再是永远。

  吕晓宇 / 政见特约作者

  1994 年,前苏联音乐家 Andrei Makarevich 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从未想过苏维埃会转变,更甭说它的消失…那时候好像一切会是永远。” 大多数苏联公民有着相同的记忆,很少有人在解体之前成功预见了这一切。但一旦苏联解体,Makarevich 和其他人又发觉了另一个奇特的事实:他们一点都不吃惊,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在政治体制崩溃之前,人们觉着这不可想象,但一旦崩溃发生,人们又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这里面是苏联和晚期社会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为什么它一方面看上去根深蒂固,力量强大,一方面又显得脆弱不堪,对内外的威胁十分敏感?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近来翻开了加州伯克利大学 Alexei Yurchak《苏联的最后一代》(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一书。这是我近年来读过的政治人类学佳作,以详实长期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苏联解体中的这一矛盾。

   好体制和坏体制?

  Alexei 开篇就驳斥了在苏联问题研究中的长期观点:社会主义是 “坏的”、“不道德的” 或是有 “根本性的体制问题”,所以必然崩溃。这种流行的观点以二元的视角概括了苏联的社会现实,“压迫-反抗”,“集权-自由”,“国家-人民”,“官方文化-民间文化,“谎言-真理” 等等,把政治体制的崩溃当作是自由势力最终胜利的结果。

  大多数的苏联公民并不是反对派的活动分子,他们在以上的分析中近乎没有主观性,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服从被解释成被迫,或是缺乏有效的信息进行反思。

  这种二元的观点事实上是苏联解体之后流行起来的,是事件之后对历史进行的道德性审视。它并没有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语境,忽略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更难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 “想念苏联” 的怀旧情绪。

  苏联的社会远比设想的丰富和复杂,Alexei 便是基于这一点,希望还原更为切实的生活图景,以解释人们心中矛盾性的根源。他选择的对象是 “苏联的最后一代”:出生于 50 年代和 70 年代之间,在成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成长。

  在解体前,这个群体占到了苏联整体人口的三分之一,是正经的青壮年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曾是共青团的一员,有机会亲身经历和参与体制的维系和瓦解。

  服从是一种表演

  从 50 年代开始,苏联的意识形态逐渐常态化(Normalization),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表达以固定的形式确定下来。领导讲话的用词,官方出台的文件,头悬挂的标语,列宁或斯大林的肖像,都有统一的模式,而对这个模式的任何逾越都有可能被当作是对体制的不忠。严格之处,甚至连 “马克思-列宁主义” 之间的分隔号都是不可更改的规定格式。这是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

  但意识形态的稳定,却带来一种讽刺的效果。没人把意识形态当真了,文件和会议都成了无聊枯燥的重复。意识形态属于语言行为的一种,本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纬度:表述(constative)和表演性(performative)。比如投票,就有两种可能的功能: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表述性),遵从体制的规定和习俗(表演性)。

  理论上说,投票是应该同时具有两种功能的,但当投票没有任何政治效果的时候,这种行为就变成了单纯的表演。

  意识形态也一样:理想状态中,当说到 “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 的时候,应该同时是观点的表达和规定的遵守,但这种语言成为必须的常态之后,就完全变成了表演性质的,好比遵从特定的仪式步骤一般。

   “正常人”

  换句话说,苏联体制下的 “正常人”(Svoi)既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也不是它的维护者。他们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其实不带有那么强的政治性,形成了一种独立在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关系。

  以共青团团费这件小事举例,它被普通人当作是 “走过场” 和 “浪费钱”,是体制下无法避免又不涉及根本利益的例行公事,拖着不交的情形也就十分常见。

  Irina 是基层团组织中负责收费的干部之一,大家一方面开她的玩笑,一方面又知道这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不会有意为难她。绝大多数人最终会交上团费,即便偶有拖欠共青团也不会强迫征收。多数情况下 Irina 都是友好地跟大家解释,大家都是 “普通人”,所以也能理解:这就营造出一种特别的社会联系,成员之间有道德和责任性的默契。

  他们很明显不是在完全地顺从体制,但也称不上反对。事实上,那些出于 “原则” 而拒绝缴纳团费的异见者,反而会受到多数人的嫌弃,大家对这种缺乏理解行为的厌烦,甚至超过了对体制代言人(Irina)的厌烦。

  这种超越 “体制-反体制” 关系的生活状态在前苏联中随处可见。就比如说苏联公民在革命纪念日和五一的时候常常会参加政府游行,喉舌会把这解释为人民对党的大力支持,但事实上很多参加游行的人已经不会关注官方的宣传标语,那些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习以为常的背景。游行是他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和熟人见面,认识朋友的一种场合而已。

  这是普通人去边界化(deterritorialized)过程中创造出的社会现实,在 60、70 年代文化阶层兴起之后,这些去边界的现实(圈子)更加丰富,考古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文学爱好者、登山学会、摇滚音乐组织起一个个的圈子。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现实已经和苏联体制下的 “规定的” 现实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在这些庞大和分散的圈子们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和组合,和本身的官方意识形态处在一种非冲突的并存状态。

  一个最为直接的例子是苏联的地下音乐教父 Vladimir Vysotsky,他在 70、80 年代红极一时。因为他的音乐多带有对苏联现实的映射,所以一直不受官方待见,但也没有被禁。他的歌曲甚至在最核心的政治圈子中很红,曾被邀请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中唱成名作《猎狼》。这是首以狼为主角的歌曲,以猎人比喻国家体制对个人的追杀。当年苏联共产党内的笔杆子,却是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为领导人写演讲稿。

   解体:现代性的矛盾

  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现实(即便在逻辑上看来矛盾重重)是怎么解体的呢?讽刺的是,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强调意识形态的改革,这种稳定性才被取代。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减弱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反,他试图把已经无效的意识形态重新带入社会生活。他的改革直接挑战意识形态语言的有效性:为什么我们要重复已经没人相信的东西?

  换句话说,他希望再次审视意识形态的 “表述性”,要求人们去反思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语言。意识形态的表演性消失了,一个 “外在的”、“真实的” 批判声音被塑造起来,这成了苏联体制和主体思想的结束和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开始。

  反观苏联晚期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那种一直贯穿始终的,强大和脆弱并存的矛盾。这符合法国哲学家 Lefort 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作出的概括:表达和统治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必须是对外在真理的表达,但另一方面,这种真理的外在性又威胁着任何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

  以共产主义为例,一方面创造新世界的理想需要人和思想的解放来打破旧秩序,另一方面,这个通往理想的过程有需要政治权威的控制和引导。所以,现代意识形态同时要求解放和限制,而这种矛盾转化到现实中,就成了 “放/收” 的困境。

  政治权威因为加强管控的选择变得无孔不入,而无孔不入却使得它强调的意识形态成为形同虚设,这又让本身的统治显得十分脆弱,岌岌可危。

  毫无疑问,这种现代性的矛盾在苏联的晚期社会主义集中地体现,同时也催生了二十世纪质量上乘的讽刺笑话,它们甚至有个特殊的类别:前苏联笑话。这些风趣的对话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感伤的。随手翻到的一例便是如此:

  问:为什么社会主义有优越性?

  答:因为它成功克服了其它体制里没有的困难。

  即便当时会心一笑的听众,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一直被他们打趣的体制会有一天不再是永远。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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